不再需要你(七)

这间店简直像个图书馆那么静。我坐在绿色的塑料椅子上,拉了拉我的衣服和短到不行的裤子,荧光灯管永无止尽的发出嗡嗡声。我抬头看它们,想像在文明创造以来,如果是它们代替星星一直挂在我们头上,那么它们已经挨过了冰河世纪来到我的小屋子里。我没什么工具可摊开来的,我即使连块毛巾都没有。我拥有的全部只是我那间小公寓的钥匙。如果今晚我赚不到钱,我只能一身这样的打扮,在夜里原路走回去。如今我必须做一次现场表演以保证我的人身安全,这状况真是独一无二。

我开始练习接电话。做了五次,我的动作越来越快,我猜这也是一项技能,所以人们才会付钱。我思考着将要对这话筒说什么,除了发誓我还没说过类似的词,我努力想要把它们说得更性感一些,让它们在听筒里听起来足够诱惑,可是事实上,那细碎的声音立即被闷吞掉了。如果我什么都说不出怎么办?如果我看起来笨手笨脚怎么办?那些男人一定会要回他们的钱,那我也不会有钱做公车回家。我越来越慌张,一下子把我知道的脏话全放进一个句子说了出来:“吮鸡巴的妓女婊子,舔下体的操蛋家伙。”我挂上电话,至少我有这句可说了。

我在塑料椅上呆了三个多小时,其间有两个男人走了进来,从架子上的屏幕里偷看我,可他们一个也没走到屋子后面来。第二个男人离开以后,艾伦从收银台后面探出头来冲我大叫。

“这已经是第二个你放走的男人了!”

“什么?”

“你必须主动点!别再只是把你的屁股放在那凳子上了!”

“知道了!”

二十分钟以后,一个穿黑色运动衫的男人走了进来。他透过架子上的一堆杂志仔细打量我,我站起来冲他走过去。他的运动衫上画着一条银河,银河汇成一条细细的小点和一句:“你就在这”。那男人抬起头,假装很惊讶看到我出现。我想他是那种看到女士会习惯性脱帽的男人,可是他没带帽子。

“您想看场现场表演吗,先生?”

“恩,好吧。”

他跟着我走到店后面。我们分开了那么一小会,我走到那面挂着帘子的玻璃后面。我听到钱包上的魔术粘贴撕开的声音,二十美金轻轻的落入那个锁着的塑料盒子里,然后帘子被卷起了。他一手拿着电话听筒,一只手已经把他的阴茎掏了出来。我也拿起听筒,正像我担心的那样,我说不出话来,呆在那儿,像块冰冷湖水里的岩石。我从来都不是那种能迅速跳脱一种情绪的人,我可以整天站在原处,让其他的孩子永远的跑到我前面去。他的手抽动着,那真是奇怪的一幕,事实上我从没看过。他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可我却听不见。不管我们多靠近,电话的接收都不怎么好。

“您说什么?”

“你能把衣服脱了吗?”

“哦,好的。”

我们总是被教育,在陌生人面前不要脱光衣服,穿上你的衣服应该是文明守则第一条,即使是一只鸭子或是熊穿上衣服也会更得体些。我还是脱掉了我的牛仔短裤,把短T恤也拉掉。我赤条条的站在那,像只鸭子或熊那样。我苍白的乳房,两腿间那股阴毛,男人的眼神只在这两极之间游走,无论如何也让我觉得不自在。有时候他抬头看我是否在看他,我只有死命盯着他的阴茎,心想这样足以让他满意,可几秒钟之后,他问我,“喜欢你在看的东西吗?”我又一次觉得自己站在一块岩石上,孩子们四散在下面大叫着让我跳下去,我知道跳下去就等于死,我必须把什么都放开。我想着我所拥有的。她没有再打过电话来,她再也不会打来了,我只有自己站在这儿——一个不是地球上宇宙里的什么地方,而是真的在这里,赤裸裸的站在一个男人面前。我把手探进两腿间冲话筒里说:“你那玩意儿真让我兴奋。”

凌晨五点,我溜上一趟深夜公车。那公车不过是个滑行的外壳——事实上我在空气里飞了起来,比所有人都要高,差不多有九尺或者十二尺那么高,而且我能飞,我能跃过所有的车子,我能说“鸡巴”这个字眼,不管是要饥渴的、温柔的、害羞的,还是费心的口吻,我都能说出来,我简直在飞。而且,我口袋里有了325美金。一只脚站在浴缸里等她并不只是个能让时间停住的办法,它是一个仪式,将真的把她带回来。在她回来以前我都只是格温而已。

我买了件绿酸橙色的睡衣,一个将让我不再是处女的假阴茎,一顶栗色的波波头假发。我恨我的工作,但能做这活让我很得意。我曾相信自己有珍贵的内心,可现在我不再信了。我曾以为自己很脆弱,可现在不再是。这就像突然间我变得擅长运动——从不关心橄榄球,却突然在全国联盟赛上大出风头一样。我讲出那么些色情桥段,好像我的下体永远潮湿。我把身体所有的部分都打开来,我告诉每个客人我想念他们,他们会变成我的常客,常客会变成追随者。我学会了在我的公车抵达那刻才走出门,推开那些潜伏在停车场的人,挥挥手冲他们喊,“周四晚再来看我!”

然而我无比的想念她。

有一晚公车来迟了,一个客人跟着我到了路边。在公车站里他站在我旁边,我根本不看他,他突然呸的一声,吐了口唾沫。开始他吐在人行道上,之后他不停得向着空中啐唾沫。我感觉到那些肮脏潮湿的东西飞到我脸上,我紧闭着嘴唇向后退了一步。他同样向后退,继续向空气中发射唾沫星子。他的动作毫无逻辑,我失去了判断力,不知道应该判定他为可怕还是愚蠢,我只感觉到我应该回到屋里去。我走了两步开始跑,砰得关上身后的门。可这儿并不那么安全,我不能永远呆在这里。我叫艾伦出去看那个客人是不是还在那。的确。艾伦能叫他走吗?“不行。首先他没违法,其次他是个好客人。”艾伦说,“你应该叫个朋友来接你,或者打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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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需要你(六)

我把电话线拉到床边,一连睡了三天。偶尔我会睁开眼睛直到我能记起那些事情,便又把自己扔进毫无意识的睡眠里去。在梦里,我在挖一条可以通往她的隧道——只要我挖得足够深,我就能找到她。可是我越爬隧道就变得越窄,直到它变得好像一团无法解开的头发,我只能待在那里哭。

第三天的下午,电话铃响了。我从床的深处把电话拉了出来,我想让她一听到我的声音便知道,我正在死去。我准备了一个如此胆小和脆弱的开场方式,可一旦变成语言却仍旧无足轻重,“你好。”我说。

那是房东希尔德勃兰先生。在如此古怪甚至有些科幻感的现实里,他说我们的房租一点问题也没有。是的,一个月以前我们才掀起利安娜那肮脏的睡裙。我挂掉电话环顾四周,我的柱子还好好地站在厨房里,理智得保持着安静。那个高高的像个桌子一样的物体正在屋子中间摇摇欲坠,那是我们计划中二层楼的第一个平方而已。我爬到那个东西下面,想像着彼布正和凯特一家坐在一起吃晚餐。彼布常常形容那就像出电影一样,我们根本没机会走近那栋精致的房子,可一旦他们知道她会同意,就会要求她搬进去一起住。她把自己看作那种很有吸引力的街头少年,有钱妈妈们喜爱的宠物。这根本是个骗局。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事不是欺骗,突然间,我明白了这点。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没什么会失去。

我去浴室里洗了把脸,这一切其实很简单,事实上,现在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我脱掉那些睡觉时一直穿着的牛仔裤和T恤,蹲在地上,用刀架上的刀把裤管割下来,再把它们穿上,它们简直短得不能再短了。我又把T恤上那行“if you love jazz” 剪下来,“honk”[1] 几乎遮不住我小小的胸部了。不过,哈,我打算就这么走出去。我走过大厅,一个邻居的门外挂着一个小小的篮子,里面装着几个有些时日的苹果,旁边有个牌子写着,“给我的邻居们,请拿一个吧。”是的我饿极了,我拿起一个苹果,然后门摇晃着打开了。我从未见过我的邻居,不过现在我看见了,她应该是染上了毒瘾,一个上了年纪的吸毒者。她穿着件毛衣,我知道那是她在走道上捡来的,那是凯特的毛衣。她让我再拿一个,并问我要一个拥抱,我一手拿着一个苹果,结实地拥抱了她。上个礼拜,我大概还不敢去碰这种人,可是现在,我知道我什么都可以做。我没有钱坐公车,于是我走路,我走了让人没法儿想像地那么远,即便一匹马跑过去也会累;如果是鸟飞去那儿,那应该算作一次迁徙。可那没什么难的,只不过要花些时间。在小小的热裤和只剩一半写着“honk”的T恤里走过大半个城市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有人冲我吹口哨,即使他们根本就没看清T恤上的字。我总以为我会从身后被人用箭或是枪射杀,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个世界不比我想像地更安全,正相反,到处都充满了危险,这个赤裸裸的我哪一桩都能碰得上,比如一场车祸,那每天都在发生。

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在一条商业街里,挤在一个宠物店和一个兑换现金的店铺中间。我问收银台边的那个男人他们是否请人,他给了我一张表格让我填。当我把东西递回去的时候,他眼睛都没抬的瞥了一眼说,“如果你今晚九点能回来上班,就算开始工作了。”我说这太棒了。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是艾伦,我说我的是格温。

我在那条商业街上闲逛了三个小时,宠物店已经关门了,我只好透过窗户看里面的兔子。我用手指点它们面前的玻璃,一只古代长耳兔懒洋洋地向我跳了过来。它只用一只眼睛看我,然后再换另外一只。它的鼻子轻微抖动着,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它是认识我的,像是一个很久以前的老师,或是我父母的哪个朋友。那只兔子的眼睛像是要刺穿我一样,直透过我的衣服,看清我的野蛮劲儿,它一定猜到我的不怀好意。然后我站了起来,拍了拍膝盖,走进那间“皮布斯[2]成人录像及其它”。

“其它”的东西都在店后面,艾伦把我和一个叫克里斯廷的女人留在那。她坐在绿色塑料的露天凉椅里,穿着件粉红色的OshKosh[3]连身裙,我看着那条紧紧的金色拉链,想着我们全部的日常所见,其实都是这个秘密性感的地下世界的一部分。克里斯廷带我去看那间接电话的小屋,然后开始把那些假阴茎、瓶子和一串串珠子塞进一个运动包里。她把那些工具全摊在块花哨的旧毛巾上,我知道那毛巾的气味一定闻起来像我祖母。克里斯廷祖母又用那毛巾卷起一个空胶瓶。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小便。”

好吧,即使小便也要在里面。她给了我一张价格单子,指给我看那个付钱用的槽。她又抬起手,给我演示怎样把那块窗帘卷起来。她用清洁剂和纸巾把电话听筒擦拭干净,教我怎样做才能让它不黏糊糊的。然后,她显然已经有那么些不耐烦地,把她那把又长又细的头发束成一个马尾,拎上包走了。


[1] if you love jazz,honk:衣服上的标语,如果你爱爵士乐,请鸣喇叭。

[2] peeps,谐音,有窥视的意思。

[3] 美国著名童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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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需要你(五)

付清了房租,我们觉得大概有资格把蟑螂的事情告诉房东。他说他会找人来处理,不过我们不应该抱太大希望。

“为什么不?”

“这不只是你们这间公寓的问题,整个大楼都有蟑螂。”

“那也许能让他们清洁整栋大楼。”

“不会有什么改善的,蟑螂会从其他大楼爬过来。”

“那是这整个区的问题了?”

“是整个世界。”

我告诉他没关系,然后在他听到彼布的敲打声之前,赶紧挂掉了电话。我们开始清理整个屋子,最重要的是,我们打算造一个小小的地下室。我们的公寓很小,可是天花板却很高,我们头顶上实在有太多空间被浪费掉了,彼布说如果把它弄成个LOFT未免太嬉皮。我们的工作室还是空中楼阁,彼布就画好了草图。我们会拥有一间天花板低一些的主层,如果我们觉得不那么开心,就用一把梯子爬到地下室去呆一会。我们会把重的东西都放在下面,像冰箱和浴缸,不过其他的,都会搬到楼上去。在我们能想像的画面里,那个地下室非常完美。它闻起来很潮湿,有那么些金属味儿,暖暖的,天花板能透进来一点光。而楼上是我们的家,晚餐总在那儿等我们。

之所以决定造一个地下室,其中一个很棒的理由是我们找到了免费的木材。彼布认识一个女孩,她的爸爸拥有贝里曼木材供应公司,这个凯特·贝里曼,比我们俩小一岁,在彼布祖母家附近的私立学校上学。我从没见过她,可是能利用她这点让我很开心。我们在练习一种不那么严肃的阶级斗争,至少它能允许任何形式的偷窃。不论从精神理论上还是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每个人都被偷过,被某一个人,被一种商业行为、被图书馆、被医院,甚至是公园,正因为这样,我们永远都在努力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当凯特努力把一块巨大的木夹板拖出她父母的运木车时,她大概觉得自己也站在我们这边。她把木板放在我们公寓大楼后面的小巷里,开车离开的时候连按了三次喇叭。接到她的信号,我们假装出门散步,甚至还停下来买了瓶苏打水,似乎只是一时兴起,我们才逛到大楼后面的巷子去。当我们把木板拖上楼,有足够理由相信我们蒙骗过了所有人。我们总觉得有什么人在一旁看着,而我们总能侥幸逃脱,这样想,便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那么孤独。

每天早上彼布都会写下这一天我们要做的事。单子的最上面总是写着“去银行”,因为那里提供免费咖啡。而接下来的事情总是很含糊,了解下失业餐券?或是图书馆会员卡?——可无论如何这张单子总让我觉得安心。我喜欢看着她写,那让我觉得有人在计划着这一天。晚上我们讨论要如何装修地下室,可是白天的时候事情仍然进展得很慢,我们仍旧守着一堆木头,它们靠在墙边,躺在沙发上,像一群未经训练的狗。

我们打算在厨房的油毡地板上钉进去一根柱子,彼布说我们需要个特别的支架。

“你确定?”

“是啊,我会打电话给凯特,让她带来。”

“她现在不是在学校吗?”

“没关系。”

彼布打了电话,然后去洗了个澡。我仍在努力把那根柱子钉进地板去,柱子越来越牢固,那感觉真是让人满足。它大概经受不住什么重物,可是已经可以好好地独自站在那里。它几乎和我一样高,我忍不住想给它取个名字。它看起来挺像格温。

门铃响了起来,彼布跑去开了门。我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抬头望过去,那是凯特,她穿着校服,可是没拿什么支架,也许她藏在裙子里了。

“支架在哪?”我问。

凯特的眼神有点慌,她望向彼布,彼布拉起她的手,转向我说,“我们要告诉你一些事。”

我突然觉得整个人变得冰凉。我的耳朵很冷,我觉得我差不多要去推开她们,我意识到那会让我看起来像是要阻止她们说下去,就像那只不愿意听坏消息的猴子。于是我擦了擦手然后问,“你们的耳朵冷吗?”彼布没有回答我,可凯特摇了摇头。

“好吧,继续说。”

“凯特和我要去她父母家住。”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偷了那些东西,我想凯特的爸爸不会希望你住在他的房子里。”

“我会去贝里曼木材公司那里工作,慢慢赚钱还他。我大概还能赚够钱买辆车。”

我想像着那个画面,彼布开着一辆福特Model T,带着护目镜,她的围巾被风吹向身后。

“我也能去贝里曼那里工作吗?”

彼布突然生气起来,“拜托!”

“怎么了?我不能去吗?如果不能就说不能去就好了。”

“你是故意装傻的吗?”

“什么?”

她把凯特的手举起来,紧紧的扣在她的手里,在空气中晃了晃。

突然我的耳朵变热了,直到发起烧来,我不得不举起手来在耳边扇风,才能让它们冷静下来。这一切已经超过了彼布的底限,她试图摆脱我,我仍坐在地板上,手臂紧紧地环在她的膝盖上。我抽泣着,又大哭了起来,那并不是卡通片里看到地那样——这是真地发生了。如果她真地离开,我会从此失语,就像那些目睹过暴行的孩子一样,除了那些孩子没有人会明白我。彼布正试图把我环在她小腿上的手撬开,凯特跪下来帮她,我想反击,伸手去掐她那像布丁一样的皮肤,却只能在她胸前晃荡。彼布抓住机会跑向楼梯去,不知怎么地,凯特已经跟在了她后面。我抓住凯特的毛衫,跟在她们后面跑,看着她们迅速的钻进车子里去。正当她们要甩开我,我闭上眼睛,让自己整个儿摔到地面上。我躺在那儿,脑子里只有最后的希望——彼布会同情我。我听到车子的发动声,周围交通堵塞的吵闹声,行人们小心地绕开我。我几乎能听见彼布和凯特在车子里吵架,彼布想要出来帮我,凯特却很想走。我把脸贴在人行道上祷告,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越来越近,在我身边停了下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声音问我还好吗。我小声说我没事,几乎发不出声地求她走开。可是那女人一直呆在那,最后我只有睁开眼睛请她离开,凯特的车子已经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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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需要你(四)

彼布最终回家了,我们都同意说,为赚那些钱一点也不值得再去做利安娜那件事。可是几天以后,我们看到了《德州巴黎》里的娜塔莎·金斯基,她穿着一件长长的红色毛线衣表演窥视秀[1]。哈利·戴恩·斯坦通出现以前,那看上去是个很容易的活儿。可是彼布不同意。

“不行,我不会去干那个。”

“我可以自己去。”

这句话让她很生气,她开始洗盘子。除非为了让自己显得骄傲,或者自残,不然我们从来不做这个。我站在走廊里,看着她拼命刮粘在盘子底的面条,想要控制住这冷战的局面。老实说,除了我的父母,我还没有学会恨任何人。我只是站在那儿,心里全是对她的爱。那一刻我根本站不稳,如果她突然走开,我的一切将会崩塌。

“我不会去干那个的,别在意了。”

“你听起来很失望。”

“我没有。”

“没关系,我知道你想他们看你。”

“谁?”

“男人。”

“不,我没有。”

“如果你去干那个的话,那么我就不会再和你在一起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她对我说过的最浪漫的话了。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起并非只是因为我们一起长大,或是我们是对方唯一了解的人,而是因为其它的什么。因为,我们都不想要男人盯着我瞧。我告诉她,我决不会去窥视秀工作,然后,她停下手中在洗的盘子,这表明她好了。可是我并没有好,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只有三次触及了这里。

  1. 十一岁的时候,她的叔叔想要调戏她。她告诉我的时候,我哭了,她一拳打在我的下巴上,我把整个人蜷成一只球,就那样呆了四十分钟,直到她来拉我。她把我的膝盖从胸口拉开的时候,我仍旧紧紧地闭着眼睛,我能感觉到她盯着我的身体,我知道只要一直不睁开眼睛,事情就会进展下去。那果然发生了。她的手滑进我的紧身裤袜,四处探索着,直到找到那处她在自己身上也曾发现过的领地,而后她的手指迅速变成了一只野兽,一击即中。那一切结束以后,她告诉我别告诉任何人,我一直不知道她是指和她叔叔之间的事,还是和我。
  2. 十四岁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喝醉了,于是在那差不多九分钟的时间里,一切都看起来很对,于是我们接了吻。这个吻发生得太顺利,以至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直在等待更多的吻,也许再交换一个戒指或是项链吊坠什么的。结果什么也没发生,我们仍旧各自留着自己那些东西。
  3. 在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年,我短暂地拥有过另外一个朋友。她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名字叫泰米,喜欢史密斯[2]这样的乐队。我没什么可能会爱上她,因为她和我一样可怜。她每天告诉我她所想的每件事,我猜这是大多数女孩呆在一起会做的事情。我非常,非常想讲讲我自己,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说起。而她却远远超过了我,写了很多琐碎的小诗,全是关于她做过的梦。所以我只是和她一起出去玩,学彼布那样,跟她保持着一种松散的关系。关于泰米,彼布没有想太多,她倒是对这种普通的交友方式产生了一点点好奇。

你们在一起都做些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听听磁带什么的。”

“就这样?”

“上周末我们一起做了花生黄油曲奇饼。”

“哦,这倒挺有趣。”

“你在笑话我们?”

“没有,真的不错。”

所以下一次,她和我一起去了泰米家。她的到来让我有些紧张,因为泰米的父母总在家里。通常父母们都不知道要如何对待彼布才好,她看起来更像一个男孩子,在她面前,妈妈们总变得有些轻佻,而爸爸们总觉得有些不那么对劲的威胁。可是当我们走进屋子的时候,泰米的父母正在看电影,他们只是随便的冲后脑勺的方向挥了挥手。像预先打算的那样,我们一起听磁带。彼布问我们是否要做花生黄油曲奇饼,可泰米说她没有准备足够的材料。然后她马上躺下来,问我们:“你们是在一起吗?”一股重重的空虚无助立即充满了房间。我看向窗户外面,脑子里只是不断地重复“窗户”这个词,我打算就这么一直窗户、窗户、窗户⋯⋯,可是突然,彼布回答到:“是啊。”

“酷。我也有一个同性恋的表姐。”

泰米接着说她的房间很安全,让我们不用假装什么。她又给我们看一张荧光粉红色的便签纸,是她的同性恋表姐寄来的,上面写着,“fuck your gender”[3]。我们全安安静静的盯着那张便签纸,猜测着那句话里的两个意思——至少两个,也许还有更多。泰米看起来像是在期待些什么,仿佛彼布和我一读过那张纸上的大胆指示,就该顺从的马上开始行动一样。我知道我们很让人失望,只是温顺地坐在床边;而彼布应该也感觉到了,她唐突地把手搭上我的肩膀。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毫无疑问地,我又僵在了那里。渐渐地,我才又把自己调整到放松一些的状态。我叹了口气,拍了拍彼布的大腿,她的眼睛闪动了一下。泰米一直看着我们,她甚至轻轻点了下头表示默许,随后她扭过头去听音乐了。我们听史密斯乐团,地下丝绒,还有方糖合唱团。彼布和我动都没动过一点。一小时二十分钟过去了,我的背开始痛,我的手麻掉了,它似乎和我身体的其他部分一点关系也没有了。我很礼貌的对她们说,我要离开一下。

在温暖的浴室里,我感到非常畅快。一个人待着突然变得无所顾忌。我锁上门,在镜子里摆了一系列巴洛克式的姿势。我狂热的向镜子里的自己挥手,再努力做出最扭曲的鬼脸。洗手的时候,我像对待摇篮里的婴儿那样,小心地洗一只,再换另外一只。我的自我意识发作了起来,我体验着这极少有的时刻。科学上将这种神经质的抽搐解释为“最后的努力”。我在一块蓝色的小毛巾上弄干了手,返回卧室。

还没看到那场面我就已经知道了。我早知道我会看见她们像这样一起躺在床上,我早知道我会不知所措,我早就知道她们会马上彼此弹开再擦擦自己的嘴。彼布没法儿看着我的眼睛,我再也不会和泰米说一句话。我知道我们都会毕业,我知道彼布和我仍会像计划好的那样搬出去一起住。我还知道,她从来就不希望那样,她从不想。和其他任何一个女孩都可以,却不是和我。


[1] 脱衣舞女隔着一面玻璃为客人表演。

[2] 八十年代传奇性英国摇滚乐团。

[3] 可以解释为,去你妈的性别;或是,操你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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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需要你(三)

在回家的那条长长的路上,我们俩谁也没说话。我们大概是两只风筝,握在一只手里,却正往相反方向飞。刚才挣到的钱也还握在手里,彼布拿了一些,买了一包薯条。现在,我们的房租就还差1块9毛9了,显然我们本该开更高的价。彼布把剩下的钱放进一个信封里,在上面写上希尔德勃兰先生。然后,我们自顾自的站在门廊上,一脸挫败,身上带着利安娜的气味。我们都转过身,不去看对方,把这个不幸遭遇的每一根小绳索都收紧。我打算洗个澡,当我踏进浴缸,我听到大门被关上的声音,刹那间,一切都结了冰。她走了。曾经她也这么做过,别的情侣会吵架或是重归于好时,她也会离开我。我就那样一只脚站在浴缸里,等着她回来。我等了好长一段时间,长到我终于意识到她今晚不会回来了。可如果我能真地等到她呢?如果我真的赤身裸体地站在这儿能等到她回来呢?然后当她从大门进来,我就能结束保持这个姿势,滑进已经冰凉的水里。我以前也做过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把自己藏在车子里好几个小时,等着人来找我;我把一个字重复写上七千遍,以此来消磨时间。我研究着这个单脚站在浴缸里的姿势,看到浸在水里的皮肤已经起了皱。等夜晚来临的时候,我的感觉会是怎样?等她回家的时候,她会过多久才会往浴室里看上一眼?她会相信当她离开的时候,时间曾经静止了吗?即使她真的意识到我为她完成了这个壮举,然后呢?她从没为此感到高兴或是有那么一点点同情。身体已经快要麻痹了,我只好用那种奇怪的姿势迅速地洗完了澡。

我在小房间里走来走去,根本不想出门,我不知道在一个没有她的城市要往哪里去。只有一件事,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做的,所以过了一会,我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我闭上眼睛,回想所有那些陈旧的记忆里,六岁到八岁之间的那段时光。我们躲在她妈妈的折叠沙发下面,或是我的双层床上铺,还有她后院的帐篷里。每个地点都充满诱惑力,不论我们在哪儿,彼布总是先在我耳边小声说,跟我睡。她很快压在我身上;我们的手臂在彼此背后紧紧地缠在一起;我们在彼此小小的髋骨上摩擦着,让皮肤温热起来。如果一切都完成得刚刚好,那感觉就像头脑发热的感觉充满了整个身体。

可就在我将要抵达之前,空气里响起小小的“可力可力”的小声音,那声音安静的持续着,让我根本无法集中精神。我只好抬起头,正上方那五只中国灯笼相当一致地轻轻摇摆着。我伸手想要去摸,却突然意识到这是为什么。要停下来已经太迟了,被我碰到的那只灯笼里,蟑螂倾巢而出。它们一边往下掉一边不停地扭动着,它们还没落地已经在计划着寻找什么战利品了,而当它们一只只着陆,它们还没有死,它们大概从来没想过死,纷纷四散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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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需要你(二)

正如利安娜在电话里描述的那样,巴士停在了一条沙砾铺成的车道上。我们曾告诉她我们叫艾丝翠得和塔卢拉,最好利安娜也不过是个假名。她最好穿着吸烟装或是毛皮围巾,或者对阿娜伊斯·宁[1]的作品很熟悉。至少不要像电话里听起来那样,最好她不穷也不老,永远也不用理会什么人,会一路开车去尼黑勒姆[2],那地方大概只有210个人。

我们沿着沙砾车道一直走到一个小小的褐色房子跟前,里面传出一股食物被煮坏的陈腐气味。一个皱着眉的女人站在门廊上,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判断她的年纪,从前的日子里,我们从来不看那些老女人。她大概和我妈的姐姐同龄,而且像林恩阿姨那样,她也穿着紧身裤,那种宝蓝色的,上身套着一件宽松的衬衫,领口上镶着纽扣,还有一些守旧样式的贴花。我的整个脑子都被紧张和害怕填满了。我看了眼彼布,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在我的整整一生中,她也不会是多么特别的一个,她只是其中那么一个女孩,想把我绑在她的腿上,好在她跳下大桥的时候足够拉扯着她下沉。可马上,我眨了眨眼睛,重新爱上了她。

女人挥着手于是我们也挥手,直到近得可以打招呼,于是我们打招呼。现在我们的距离已经足够拥抱,可我们谁都没有。她说,进来吧。屋子里很暗,没有孩子的声音,当然不会有孩子。彼布马上开口问了钱的事,这是我们一早商量好的。开口要任何东西向来都是难堪的,我真希望我们在做那些不用要求任何东西的事情,比如画画。可是即使画画也会被要求重画。利安娜说我们比她想像的要年轻,然后她说,坐下吧。我们坐在那张老旧的塑料长沙发椅子上,然后她离开了那间屋子。那真是间糟糕的屋子,杂志扔得到处都是,家具都像是从廉价汽车旅馆直接搬来的。我们完全不去看对方,也不去看任何能反射出我们的地方。我只盯着我的膝盖。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知道她到底在哪,慢慢地,我能感觉到她站在我们身后。等我刚意识到这一点,她就已经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里。我以为她不是什么性感类型,可现在我知道自己其实一无所知。这一切终于开始了。每一秒,都意味着离结束更近了一点。我对自己默念着,长指甲意味着富有,关于财富的念头总能让我平静下来。我假装自己闻到了香水味儿,或者昂贵洗发水的气味,假如我们能一直开着玩笑,看起来什么也不在乎呢?我的脑袋稍微放松了,我想像着正转向自己的爱人,这不过是一场运动。我的念头渐渐慢下来,直到我不会再去思考什么别的,每小时只有十五分钟我觉得自己有过意识;每四秒钟里只有一秒我觉得自己是活着的。当我看见她站在我们面前,套在一条不怎么干净的吊带睡裙里,我死了;当我看见彼布开始脱掉鞋子,我死了;当我看见自己正捏着她的乳头,我死了。


[1] 世界最著名的女性日记小说家,西班牙舞蹈家,著名作家亨利·米勒的情人。她被誉现代西方女性文学的开创者。

[2] 是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个小小的卫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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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需要你(一)

大概很久以前,自己就很有理想想要尝试一下翻译,原因是遇到自己很喜欢的Miranda July的小说,很想揣摩一下这样简单的其实又不简单的英文应该怎样诠释出来。后来推荐给了周嘉宁,她就让我翻译其中那篇Something That Needs Nothing,后来翻到我几乎要放弃,又在周嘉宁作为一个水瓶座对水瓶座及其了解的督促下,好歹是做完了,登在前几个月出版的《鲤-上瘾》上面。最后的题目翻译过来是《不再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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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nda July 译/madi

在梦里,我在挖一条可以通往她的隧道——只要我挖得足够深,我就能找到她。可是我越爬隧道就变得越窄,直到它变得好像一团无法解开的头发,我只能待在那里哭。

在理想世界里,我们应该都是孤儿。我们活得就像孤儿那样,得到孤儿们所得到的那般怜悯。可令人惭愧的是,我们都有父母,我甚至还有两个。他们从不允许我离开家,所以走的时候我连再见也没有说,只收拾了一个小包,留了一张字条。在去彼布家的路上,我把毕业支票兑了现。我坐在她家门前,想像自己只有十二岁或是十五或者十六岁。在我活在那些年纪的时候,我总是梦想着今天。我早已想像过,像今天这样最后一次坐在这儿,等着彼布。而她的情况刚好相反:她妈妈一定会让她走。彼布的妈妈有一双巨大肿胀的腿,实际情况可能比看起来更糟,而且她整天只会吸大麻。

“妈妈,我们要走了。”

“去哪?”

“波特兰。”

“你能先帮我把那边的杂志拿过来吗?”

面对即将开始的无依无靠的生活,我们多少有点焦虑。因为没什么要求,所以找间公寓很容易。从现在起,这是我们的门,我们的破烂地毯,我们的蟑螂横行。我们用彩纸带和中国纸灯笼装饰了房子,分享那张原本就留在屋子里、看起来年代很久远的床。对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来说,这生活未免有点太让人激动,我们一直爱着对方——我们都长久地等待和渴望着对方。就像注定要相遇的两个孩子一样,我们俩正躺在一起,或是像那些性解放运动之前就相遇了的旧式情侣,正害羞地学习着新世界。

找工作很令人兴奋,可我们什么表格都不想填,自然哪儿也去不了。只有一次,我们得到一个工作机会——家具打磨工——无法相信真的有人整天做这个。我们对这个世界全部的思考和想像都因为见识到人们的各种工作而有了结论。人行道上每一条线,每一块椒盐饼干⋯⋯每个人都有一扇门和一块破旧地毯需要付钱。现实太残酷,我们于是辞掉了工作,总该有什么更有尊严的方法可以挣钱吧?我们需要有时间想想我们自己,思考“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 ,再好好做做音乐。

有了这个目标,彼布想出了一个新计划。下定决心以后,我们每三个星期就给当地报纸发一份广告,最终《波特兰周刊》刊登了。听起来,它并不像一个俗气的妓女广告,如果能够遇到好读者,那么他一定能清楚地理解其中的意思。我们的目标是喜欢女人的有钱女人,要是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也能接受那些懂得存钱,生活在平均标准线以上的女人。

广告登了一个月,我们的语音信箱被各种打探塞满了。每一天我们得在上百个男人里寻找那位肯为我们付房租的独特女士,可是她的出现姗姗来迟,她也许根本不看周刊上的广告页。我们开始有些不安,那可是我们能想得出的办法中,唯一不用妥协自己的。我们能用失业食品券给房东希尔德勃兰先生付房租吗?当然不能。他会喜欢那台彼布从她祖母那儿借来的老相机吗?他不会。他当然希望我们能用最传统的方式付给他钱。录音转到另一个男人,他听上去是个绅士,看着彼布那男孩子气的脸,我知道,她怕极了。我想像着她那小小的,像一块点心一样的下体,和她双腿间那块复杂的温暖领地。我暗自祈祷那是个干瘪瘦弱的男人,他只需要盯着我们穿内衣跳跳舞就能满足自己。突然,彼布笑了起来,她写下了一个名字,利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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